阿q精神的反现实美文阿q精神议论文

2023-02-04

本文目录一览：

1、关于“阿Q式精神胜利法”写一篇议论文（不少于800字）
2、盛赞“阿Q精神”的散文
3、关于阿Q精神的论文 1000字左右
4、关于“现实生活中人是否需要有一点阿Q精神的”议论文

关于“阿Q式精神胜利法”写一篇议论文（不少于800字）

具体表现为他妄自尊大，自轻自贱，欺弱怕强，麻木健忘等等。鲁迅先生正是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淋漓尽致的描绘，表明这种普遍在于"国人魂灵"中的精神病症怎样麻木。阿Q非常穷,穷得只剩一条裤，甚至连姓名都没有。但是，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，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。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，什么人都能欺负他，可他却并不在乎，常常好像还很得意。这是的关键，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，分明挨了打，他却想：这是儿子打老子。

所谓阿Q精神，究竟是怎样呢?它的主要特点，一句话说来，就是精神胜利法，就是自欺自骗以求自慰。精神胜利法是阿Q精神的基本的东西，也是特有的东西。自然阿Q性格还是如一般实际存在的人物一样相当复杂的；然而阿Q之所以成为典型，则是精神胜利法通过种种条件的突出而具体的表现。他的自尊自负与自轻自贱固然是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的表现条件，他的排斥异端与“投降”革命也是精神胜利法的一个相关因素，至于怒目而视的怒目主义和“在肚子里暗暗咒骂”的腹非政策，更是精神胜利法的最主要的现象了。

阿Q精神的第一个特点是“自尊癖”。阿Q本是极卑微的人，他没有家，住在土谷祠里，没有固定的职业，只给人家做短工，人们忙碌的时候才记起他，一空闲，便把他忘记了。然而，阿Q却很自尊，“所有未庄的居民，全不在他眼睛里”，甚至赵太爷儿子进了学，他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，以为“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”。阿Q甚至瞧不起城里人，认为城里人把“长凳”叫成“条凳”、煎大头鱼时加葱丝，都是“可笑”的。

阿Q精神的第二个特点是“欺弱怕强”。阿Q最喜欢与人吵嘴打架，但必估量对手，口呐的他便骂，气力小的他便打。他寻衅跟王胡子打架，打输了，他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；他估量小D瘦小打不过他，骂小D是“畜生”，小D让着他，他却不依不饶，进而动手抓小D的辫子；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动手动脚，扭住她的面颊，说“和尚动得，我动不得？”大肆轻薄。可是，当他在路上遇到“假洋鬼子”时，他脱口说了句“秃儿”，不料被“假洋鬼子”听见了，“假洋鬼子”举起了“哭丧棒”，他便赶紧缩起脖子，等着挨揍，连吃了几棍子，一点不敢反抗。

阿Q精神的第三个特点是“性幻想狂”。他认为，“凡尼姑，一定与和尚私通；一个女人在外面走，一定想引诱男人；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，一定要有勾当了”。所以，当赵太爷的女仆吴妈在厨房与他谈几句闲天时，他便忽然抢上去对吴妈说：“我和你困觉，我和你困觉。”

阿Q精神的第四个特点是“泼皮耍赖”。他跑到尼姑庵偷萝卜，被老尼姑发现了，他还强词夺理，说：“这（萝卜）是你的？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？”

阿Q精神的第五个特点是“善于投机”。阿Q本来是对革命一向“深恶而痛绝之”的，但当他看到“未庄的一群鸟男女（在革命到来之际）的慌张的神情”时，便想：“革命也好罢，革这伙妈妈的命，太可恶！太可恨！便是我，也要投降革命党了。”阿Q革命的目的，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，“我要什么就是什么，我喜欢谁就是谁”。于是他想到了元宝、洋钱、洋纱衫、秀才娘子的宁式床、钱家的桌椅；想到了复仇，把和自己打过架的小D、王胡子连同侮辱过自己的赵太爷、秀才和假洋鬼子统统杀掉；他想起了赵司晨的妹子、邹七嫂的女儿、假洋鬼子的老婆、秀才娘子和吴妈，拿不定主意究竟要谁。所以，当他的“革命”要求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，便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的罪名，好让他满门抄斩。

阿Q精神的第六个特点是“自欺欺人”，即“精神胜利法”。阿Q与人家打架吃了亏，心里就想：“我总算被儿子打了，现在世界真不像样，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。”于是他心满意足，俨然得了胜利似的。当他被关进牢房时，他便“以为人生天地之间，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”；当他被拉去杀头时，他便“觉得人生天地之间，大约本来也未免要杀头的”。所以，阿Q“永远是得意的”。

阿Q精神的第七个特点是“奴隶性”。阿Q看到审讯他的人穿着长衫，便知道这人有来历，“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”，立即跪了下来。长衫人物叫他站着说话，但他还是跪着，并且第二次审讯他时，他仍然下了跪。

盛赞“阿Q精神”的散文

阿Q是位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了。稍稍读过点书，喝过点墨水的人都知道他是文学大师鲁迅在《阿Q正传》中塑造的一个典型的文学形象。阿Q历来都是作为反面教材的，都是被取笑的小人物。能够使他生存下去的唯一支柱就是“精神胜利法”。他的社会地位低下，没有人能瞧得起;他没有固定的住所，更没有稳定的职业，偶尔在未庄做做零工。好象也没有什么亲戚，整天像个幽灵一样东游西荡，且长了一头的癞子，时常被人拿来取笑。可就是这幅模样，他还偏偏自高自大、恃强凌弱，仿佛活得有滋有味，一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`傲然无物的神情。这可是他自己认为的，在赵太爷的眼里，阿Q算得上个“球”呢？！他仅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罢了——这点多像那个终生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的迂腐无能的孔乙己啊！

鲁迅创作阿Q这一艺术形象的本意大家都明白，那就是深刻地揭露国民麻木和愚昧的劣根性——明明受尽了压迫和剥削，可就是习以为常，不知反抗，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的失败。

时光飞度近百年的光阴，帝制早已被推翻，封建余孽也似乎绝迹。可阿Q的“精神胜利法”早已漂洋过海，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。阿Q已经像葛朗台、普柳什金、哈姆莱特、堂吉诃德一样为世界人民所知晓了。

这里，我所要盛赞的就是阿Q精神——这种颇具智慧的为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的精神。大体说来，阿Q也没有做过什么太大的坏事。仅仅是摸过一次小尼姑的头，打过吴妈的注意而已。阿Q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，为了生存受尽了别人的欺凌和嘲笑，也仅仅骂几句话出出怨愤，他没有去投毒，没有去杀人放火，没有怨天尤人。头上长癞子，那是先天生的，他好象并没有过多的在意。他不仅活着，而且还唱着“手执刚鞭将你打”。这种处境还能活得如此光鲜，如此有滋味，难道他大脑出问题了吗？非也。如今这个世道，不公平的事情可谓很多很多——考出同样的成绩，别人提拔你无闻；做出同样的贡献，别人被宣传得大红大紫，你无人问津；你的能力比人强，可就是像蜗牛一样始终落在后面。年轻时，论胡子；年长时，论考试。反正，阴错阳差，你总是与好事无缘。同样的岗位，你一干就是十年、二十年。你不甘心，发句牢骚，又被好事者传到领导的耳朵里。怎么办呢？跳楼？放火？爆炸？哈哈，我才不傻呢！跳楼对不起爹娘；放火会烂杀无辜；爆炸，那等着把牢底做穿吧！唉声叹气，把自己封闭起来？哼，那“神经病”源就会光顾你。怎么办呢？还是学学阿Q吧！照样唱着过！一样的阳光空气，一样的蓝天白云，一样的大漠孤烟，一样的小桥流水，一样的星移斗转。说不定谁活得大呢？有了这种想法，你就会抛却以往忧悒的心情，你就会慢慢找回遗失的快乐，你就会“福如大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”。这样想想，你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我想，广义来说，这种精神胜利法是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的真理了。你说要不要赞那么一赞？

最后，我想以一首诗歌《热爱生命》作为本篇的结尾：

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

既然选择了远方

便只顾风雨兼程

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

既然钟情于玫瑰

就勇敢地吐露真诚

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

既然目标是地平线

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

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

只要热爱生命

一切，都在意料中

关于阿Q精神的论文 1000字左右

阿Q：一个精神典型

文／段崇轩

关于阿Q，自他诞生以来的80年间，人们说得太多、太细、太深了。你几乎再很难找到新的话题和切入点。我想从人物类型——即阿Q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的角度，谈谈自己的想法，看能否谈出些许新意？

� 对于阿Q这一形象，已有许多权威的评论。这些论述排列起来，就构成了一个阿Q形象的接受史，反映了我们对阿Q形象认识的不断深入。1922年初，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还没有在《晨报副刊》连载完毕，沈雁冰（茅盾）就认为：阿Q“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”“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，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”（《小说月报》1922年2月第13卷第2号“通讯”）。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30年间，人们强调要对文学作品进行阶级分析，于是阿Q就被视为“落后农民（或“农民”）的典型形象”。1979年出版的由唐�主编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依然认为：阿Q是“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戕害的农民的典型”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）。1998年出版的杨义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，重新解读阿Q，说鲁迅“塑造阿Q这个具有强大艺术生命的典型性格，并在小说中显示‘个人历史’和‘社会历史’的发展变化的高度一致性，从而摄录下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人心史和民族的苦难史”“他的性格展现得最为充分的一点是精神胜利法，阿Q性几乎成了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”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）。这些论述，都敏锐地“抓住了”阿Q国民性、阶级性、心理性等特征，但大抵是从现实主义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”的角度，来阐释人物的性格内涵的，或者说是从人物错综复杂的性格构成中，来概括他的精神特征的。阿Q还是一个“性格典型”。这一研究路径并没有错，但我以为是走了“弯路”的。我们为什么不能“开门见山”，直接面对他的精神世界、精神特征，把他当作一个“精神典型”呢？

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，把塑造“性格典型”当作一个核心命题，同时也当作一把权威的标尺。其实这种“典型观”是有它的局限性的，不要说它不大适应浪漫主义、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形象，对现实主义创作中的一些特殊形象，也常常显得“捉襟见肘”。譬如对阿Q就是这样。我以为文学中的典型形象，是一个多元的、开放的“大家族”，它至少应当包括这样几种类型：性格典型、心理典型、精神典型、象征典型。只要这一人物艺术地、强烈地表现了某种人生的、社会的特征，我们就应该视他为典型，而不必强求他的性格刻画得有多么鲜明、特别。当然，每一类典型并不排斥人性的其他特征，但这一典型的核心特征应该是确定无疑的，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典型的所在。《阿Q正传》毫无疑问是一篇现实主义杰作，但它同时采用了古典小说的章回体形式，现代小说、散文、杂文的幽默、讽刺、夸张等艺术手法，形成一种开放的、奇崛的现实主义文体。阿Q身上确有鲜明的个性特征，也有独特的心理描写，但他更让我们心灵震撼、永生难忘的是他的精神特征——那种饱含了民族的甚至人类的灵魂深处的“精神胜利法”。古老的中国已然风雨飘摇，而阿Q却沉醉在虚幻的精神世界里，面对走投无路的生存绝境，他只能祭起一面面骗人骗己的得胜旗子。这是一种多么普遍而深广的民族的、人类的、个体生命的精神特征啊！所以我把他当作是一个“精神典型”。

其实，鲁迅压根儿也没有把阿Q当作一个性格人物去刻画。他说得很明白：“例如，说到‘为什么’做小说罢，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‘启蒙主义’，以为必须是‘为人生’，而且要改良这人生。所以我的取材，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，意思是在揭出病苦，引起疗救的注意。”（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）鲁迅是站在现代知识分子的高度，去审视、揭露阿Q们的精神疾病的，并期望通过自己的笔，“启蒙”民众，“改良”人生。他又说：“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，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。”（《〈呐喊〉自序》）这段话，鲜明地表现了鲁迅对“国民精神”的密切关注，比之于国民的身体状况来，精神是“第一要著”。1925年，鲁迅在《俄文译本〈阿Q正传〉序》中，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创作思想：“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，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，因为，已经说过，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，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，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。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，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。在将来，围在高墙里的一切人众，该会自己觉醒，走出，都来开口的罢，而现在还少见，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，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，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。”对有如死海一般的国民的灵魂和精神，鲁迅常常审视、探索、思考。但他又常常觉得隔膜、不自信。这一方面反映了国民精神的深不可测，同时也表现了鲁迅对自己创作的苛求。他不是那种有点小感受、小感想就仓促动笔的作家，他所追求的是“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”，而阿Q正是体现鲁迅创作思想的一个最理想的对象。你看，在鲁迅这一系列论述中，其主题词是：启蒙主义，揭出病苦；第一要著，改变精神；依靠觉察，画出灵魂。他并没有谈到人物的性格刻画问题。鲁迅发表过很多谈论创作的文章，也多次论述了人物的塑造，但他往往强调的是刻画人物的灵魂和精神，而不多涉及人物的性格描写。当然，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，鲁迅并没有轻视性格描写的意思，但在他看来，性格描写是为展现灵魂和精神服务的，灵魂和精神才是人物最重要、最本质的东西。正因为鲁迅有这样的审美思想，因此他塑造的人物都具有强烈的精神特征，这种精神特征都具有极大的社会、人生涵盖性，往往成为某种人物的代表和象征。譬如孔乙己代表了被异化的没落文人，闰土代表了动荡的封建社会中农民的悲苦人生，狂人成为封建“铁屋子”里先觉者的象征形象……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最耀人眼目的是一种内在的灵魂和精神特征，他们也有自己的性格，甚至颇为复杂，但随着情节的推进，人物性格有机地融化进了灵魂和精神中去。阿Q无疑是鲁迅小说中最丰满、最深刻的一个艺术形象，他比鲁迅的其他人物要更丰富、更鲜明一些。譬如他的质朴和狡黠、自尊和自贱、欺软和怕硬、敏感和麻木等等复杂多变的性格特点。但鲁迅刻画他的个性特征并不是最终目的，这些个性特征是直达人物的灵魂和精神的，鲁迅的最终目的是要画出“国民的魂灵”来，阿Q因此成为一个杰出的“精神典型”。

阿Q是江南乡村未庄的一个贫苦农民、流浪雇农，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定他就是一个“农民典型”。作为“精神典型”，他是不受阶级、阶层甚至民族的限制的，他突破了自己的身份，成为各个阶级、阶层乃至整个民族、人类的一个典型形象。但鲁迅为什么要选一个农民作为他的描写对象呢？我以为原因有二：一是鲁迅本人对农民较为熟悉，他出生在浙江绍兴——一个很古老的镇子里，外祖母家就在乡下，他从小就是在乡村和农民的氛围中长大的，对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和理解。他的很大一部分小说就是写的他熟悉的农村和农民。二是在农民身上，最能体现民族的文化和精神。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特别悠久的传统社会，这个社会存在和延续的基础，就是最广大的农民。伴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形成的中国文化，经过统治阶级的改造、整合，演变成一种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文化，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向民间灌输和渗透，成为支配农民思想行为的一种精神文化。即便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，而农民心理中的文化积淀却往往根深蒂固、难以动摇。20世纪初，中国的封建社会已走向穷途末路，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，外国列强的野蛮侵略使国家走向动荡和贫穷。就在这样一个痛苦的历史大转折时期，统治阶级显出一副懦弱、虚伪、奴颜婢膝的模样，而广大农民依然过着一种原始状态的生活，思想变得更加麻木、愚昧、保守。整个民族弥漫着一种可怕的奴性意识——精神胜利法。选择阿Q这样一个流浪雇农作为表现对象，既能真实地反映历史转折时期下层民众的生存状态，更可以集中地展示民族灵魂的微妙变动。阿Q是一个最卑贱的贫民，他在有意无意之间接受了足够的传统道德文化，在时代的疾风暴雨中，他的灵魂和精神同样受到了一定的冲击，竟驱使他要去“投奔革命”，最终做了“革命”的牺牲品。用这样一个角色，去表现辛亥革命，去展示“国人的魂灵”，不是一个最恰当、最艺术的选择吗？从操作的角度讲，鲁迅选择阿Q作为传主，他可以更少顾虑，更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思想和艺术。因此可以说，鲁迅是借了阿Q的“躯壳”，来塑造他的“国民魂灵的典型”的。

传统的现实主义着力展示的是人物复杂多样的性格侧面，意识流小说侧重描摹的是人物的心理流动。那么，鲁迅是怎样雕塑他的“精神典型”的呢？概括来讲，我以为有如下三个方面。

一是把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件“陌生化”。鲁迅很佩服果戈理的“用平常事，平常话，深刻地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”的本领，创造性地发挥了果戈理的这一表现方法，在《阿Q正传》中把人物的最日常的生活事件进行定格、放大、强化，就使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变得强烈而陌生，从而折射出人物行动、性格背后的精神内涵，显出一种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。譬如阿Q与王胡比赛捉虱子，无聊而细小的事件，经鲁迅的精雕细刻，就变得陌生神奇起来，把阿Q那种“美不过他们，同他们比丑”的变态心理表现得入木三分。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俯拾皆是。

二是大量采用幽默、讽刺、夸张等艺术表现手法，凸现人物的灵魂和精神。譬如阿Q对小尼姑，他在骨子里是轻蔑的，一副正人君子的作派，但自从摩挲了小尼姑的头皮之后，他却突然觉得手指间有一种“滑腻”感，弄得心旌摇荡起来，直到犯下“调戏吴妈”的错误。把阿Q灵魂深处的文化积淀和人格分裂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是用的幽默、讽刺手法。再如描写县衙捉阿Q，官兵的兴师动众、如临大敌；阿Q在临刑前的画圆圈，全力去画，没有画好，从“羞愧”变得“释然”。夸张手法的运用把阿Q的可怜、麻木、愚昧展示得触目惊心。

三是插入作者的主观议论，深化人物形象。按照传记体的通例，对于所传的人物，作者是可以议论和评价的，鲁迅很好地利用了文体的便利，随时夹进一些精辟的议论，成为作品的点睛之笔。如关于“胜利者哲学”的议论，说阿Q的得意“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”。一下把阿Q这一形象推到了中国精神文明的大背景中。如阿Q遭遇了困惑难解的女人问题的时候，作者有一段“关于女人”的议论，正话反说，亦庄亦谐，深刻解剖了阿Q内心的矛盾现象，尖锐抨击了封建文化中的“女性观”。又如阿Q在临死前恍惚看到了一片狼的眼睛，“不远不近地跟他走”“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”。麻木如一段木头的阿Q大约是不会有这样的幻觉的，这是把作者的联想赋予了阿Q，但就在这一瞬间把阿Q的死深化了、升华了。他的死，是民族的悲剧，文化的悲剧，时代的悲剧。但阿Q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“精魂”，是永远不朽的。实在说，阿Q不过是一个农村的流氓无产者，他本来负载不了那么多社会的、人生的、民族的、文化的内涵，是鲁迅创造了他——一个奇迹般的“精神典型”。